摘要:影响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生产要素流动,本文运用Shift-Share方法实证度量了2000-2007年旅游产业结构变迁对旅游业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从“结构红利”的角度解析了旅游业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产生的发展潜力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计算数据显示,对大部分省份来说,旅游产业结构变迁有利于旅游业资本生产率的提升和发展,但是对另外一部分省份来说,资本要素转移的“结构红利假说”效应并不明显;与结构效应相比,旅游产业内部增长效应是资本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
关键词:旅游业结构变迁资本生产率Shift-Share方法
一、引言
生产要素流动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本作为旅游业发展投入的基本要素之一,其在不同行业间的配置影响着旅游业的发展。库茨涅茨(1979)认为没有各种要素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充分流动,不可能获得人均产出的高增长率。遗憾的是,国内旅游界针对此方面的研究较少,曹新向(2007)通过构建相关指标和评价体系,对中国省域旅游业的发展潜力进行了比较研究,从旅游需求潜力、旅游供给潜力以及旅游潜力保障力和旅游潜力支持力几个方面展开了分析,但是忽略了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杨勇,2009)运用Shift-Share方法,将旅游业潜力从产业结构变迁和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实证度量了产业结构变迁对旅游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但是对于资本在不同行业间的配置是如何影响旅游业发展的,没有进行研究论述,为了填补此空白,本文在杨勇老师分析的基础上,从资本要素人手,对资本转移对生产率增长和旅游业发展做出一个实证检验。
基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的是2000-2007年各省份的统计数据,数据全部来自2001-2008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以及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涉及到的数据主要包括旅游企业的营业收入、固定资产等。本文所说的旅游企业是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及其副本中的分类方法,把旅游企业分为旅行社、星级饭店、旅游景区(点)和其他旅游企业论文下载。
二、基于Shift—Share方法的旅游业资本生产率的分解
现代经济的增长既是生产率增长的过程,也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思想和等边际原理,经济资源在不同产业间实现最优化配置的结果表现为不同产业资本生产率的趋同,在现在竞争程度比较高的市场状态下,如果旅游业各行业资本生产率存在差异,生产要素会从资本生产率低的行业向资本生产率高的行业转移。最终实现各行业的资本生产率都相同的均衡点,而在这样一个转移过程中,旅游业实现了发展。Peneder(2002)认为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以及生产率增长速度,当要素由低生产率水平向高生产率水平的部门或者由生产率增长慢的部门向生产率增长快的部门流动的时候,就会促进经济总体生产率的提高,即“结构红利假说”。
现在用Shift-Share方法计算旅游业产业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这种方法认为,总的生产率是由两部分原因引起的,各部门的资本生产增长率和资本流动。因此,总生产率增长可以分解为部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和结构变化的贡献,而结构变化的贡献又进一步分解为静态转移效应和动态转移效应。利用Shift-Share方法,可将中国旅游业资本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以研究旅游业结构变迁效应。设旅游业总体资本生产率水平为KPt,其中KPti是指各个产业部门的资本生产率,上标t表示时期,下标i表示不同的产业部门,Stj表示行业i的t期的资本占旅游业总资本的份额,则旅游业总体资本生产率可以表示为:
其中,式(3)右边第一项为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反应的是资本要素从资本生产率较低的行业向具有较高初始资本生产率水平的行业转移时引致的总体资本生产率的净增长效应。如果资本生产要素流向相对于资本生产率较高的行业i,则该行业在t期内的份额变化值大于0。式(3)右边第二项为动态结构变迁效应,表现了资本要素转移引起的动态效应,反映了资本要素从资本生产率增长较慢的行业向增长较快的行业转移所引起的总体资本生产率的净提升。静态结构效应和动态结构效应之和为结构变化对旅游业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式(3)右边第三-项为资本生产率增长效应,它衡量了由于各个行业内部的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所导致的各行业内资本生产率增长对旅游业总资本生产率变化的贡献,
根据式(3),计算出我国旅游业总体和各省份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生产率增长效应(见下表)。
通过上表,计算出各省份资本生产率的均值为0,2619,标准差为0.1691。表1数据显示,我国旅游业资本生产率增长率在各省份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到各省份来说,2007年相对于2000年,浙江旅游业的资本生产率在全国增长幅度最大,其次是重庆、宁夏、广西、山西、云南等省份,河北、吉林、贵州、青海等四省旅游业的资本生产率增长为负值,这说明2000年以来全国绝大部分省份旅游业发展质量获得不同程度的提升。不过,与旅游业竞争力水平的空间布局结构不同的是,有些东部省份(如天津、山东、上海等)却表现出了较差的资本生产率增长水平。
另外,从表中资本生产率增长的分解数据来看,我国旅游业资本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来自旅游行业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式(3)右边的第三项),即各省份旅游业自身的资本生产率增长。表1的分解结果显示,除了西藏、陕西和青海外,全国其他各省份的资本生产率增长效应均为正值,且对安徽、天津,广西、山西、重庆、宁夏等省份来说,生产率增长效应成为决定该省份旅游业资本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旅游产业结构变动分析
旅游产业结构本身是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Shift-Share方法从效率的角度,为我们探讨不同旅游行业资本生产率与资本要素之间的动态变迁关系提供了有效的度量方法。杨勇(2009)认为,旅游产业结构在演进的过程中形成的“自组织能力”决定了旅游产业的潜力,如果产业结构比较僵化,那么经济资源很难自动的向高效率产业流动,资本要素的投入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如果产业结构比较灵活,那么经济资源会比较顺畅的从生产效率低的产业流向生产效率比较高的行业,压缩低资本生产率行业的比重,使得要素投入得到优化配置,促进旅游业的长远发展。
即旅游产业结构的“自组织能力”决定了旅游业发展的经济效率,如果产业结构僵化,呈现出较强的“粘性”,经济资源自动向高效率产业流动的机制受到阻滞,结构转换及其缓慢甚至停止,资本等要素投入得不到有效的配置,那么,旅游业的发展潜力就必然下降:如果经济资源向高效率产业流动的机制性对顺畅,旅游产业结构“自组织能力”强,则能通过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压缩低资本生产率行业的比重,提高高效率产业比重,调整、改变产业间的生产能力配置。形成较高的旅游业发展潜力,促进其长远发展。
根据上文分析,式(3)右边第一项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衡量了在资本生产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资本要素向最初时期具有较高生产率水平的旅游行业转移时导致总的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如果初期具有较高生产率水平的行业吸引了更多的资本,并提高了自己的资本份额,则该项的符号为正,即为“结构红利假说”:
从表1的计算数据可以看出,就全国范围而言,“结构红利”为正值(9.13%),但是县体到各个省份,“结构红利”则表现不一,其中大部分省份为正值,并且云南、重庆、安徽、福建、湖南、青海、广西等地区“结构红利”明显,这说明之前该省份由于市场不成熟、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等条件限制了本地区旅游业的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该地区的旅游业发展会释放出强大的后劲力量。与现阶段的旅游竞争力空间布局(杨勇,2007)不同的是,山东、天津、上海、广东、吉林、河北、内蒙古等省份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为负值,这说明该省份的旅游业产业结构向高生产率行业转移的能力较弱,这种结构负利势必会影响该地区未来旅游业的发展。
式(3)右边第二项为行业结构的动态转移效应,衡量的是资本要素向更高生产率增长率行业转移时对总生产率增长所造成的影响。如果行业的资本生产率和资本份额同时增长(或同时减少),该项为正;如果生产率增长较高的行业资本份额减少,或者生产率增长较低的行业资本份额增加,则该项为负,即为“结构负利假说”:
根据表1,相对2000年来说,2007年绝大部分省份旅游业资本生产率都是增长的,但是,对于像河南、宁夏、甘肃、西藏、陕西等二十个省份来说,由于“结构红利”为正,使得最终的资本生产率增长率表现为正值,即资本从最初资本生产率低的旅游行业流向了最初资本生产率高的旅游行业;但这些省份的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值为负值,出现了“结构负利”现象,这说明资本并没有从资本生产率较低的行业转向资本生产率较高的旅游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旅游业的长远发展。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只有北京、江西、新疆、江苏等四个省份的旅游业的发展存在“结构红利”效应同时不存在“结构负利”效应,表现出较高的旅游业发展潜力,其旅游业资本生产率增长也相对较快。对于吉林、河北、天津三个省来说,其旅游结构变迁不存在“结构红利”效应的同时,却存在“结构负利”效应,这大大影响了三个省份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和表现,其旅游业资本生产率增长也相对比较慢。
四、结论
本文实证度量了2000-2007年旅游产业结构变迁对旅游业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从“结构红利”的角度解析了旅游业产业结构变迁产生的发展潜力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计算数据说明,资本生产率增长效应是资本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静态结构变迁效应“结构红利”效应明显:动态结构变迁效应表现出“结构负利”状态,即我国绝大部分省份的旅游业的资本生产要素在从资本生产率增长较慢的行业流向资本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行业时,遇到了瓶颈,阻碍了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纵观全局,由于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和资本生产率增长效应为正值,绝大部分省份旅游业资本生产率增长率呈现出提高的发展趋势。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在运用Shift-Share方法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只是从资本这一基本要素人手,该结果忽略了行业之间的Verdoorn效应,不包含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全部影响。(李国璋、谢艳丽,2010)在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中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分析时发现,在考虑Verdoom效应情况下,产业结构变迁对生产率的贡献大于未考虑Verdoorn效应时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因此,本文采用的Shift-Share方法一般会低估结构变迁效应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